台幣匯率的走勢與股市

當外國人投資股市時
匯率是很重要的參考要素
當一國匯率看貶的時候，基本上就部會進入這個市場。
台灣的股市，近期相對近鄰的韓國
印尼，都顯得相當的強勢，我認為匯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

我們看到首先2016年初，到2018年初台幣的走強，一方面反映美金的弱勢
一方面台灣在貿易基本面的好轉。台灣出口年增率出現在2017年9月的23%，而從2018/03之後出口年增率上基本就連續下滑。

所以這邊最有趣的就是201905之後台幣的漲勢，因為美元指數在201801之後都是強勢的，這邊的強勢是從何而來。

這當中我認為最有可能的原因是貿易戰，

但貿易戰並不是從201905才開始，為什麼這時候台幣才轉強。

我認為主要台灣廠商產能依賴於大陸

在貿易戰初期還來不及做調整，基本上是受害的狀態。

201905美國出台了禁止IT零組件出口到美國的禁令

這使得台廠得到了美國與中國的雙向轉單，

我們可以從台積電最近被美國，中國兩邊爭取的事件

可以作為台灣整體地位的一個縮影。

所以在這個狀態下，除非美元大幅度的轉強

不然台弊應該還是處於一個強勢的地位，

至少也會維持到川普連任或不連任總統為止。

而這個對於台灣的股市是一個順風的助力。

以強國為鄰的歷史經驗下台灣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係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也有很多的論述
我試著做的是在一個歷史的相似性來陳述
而一般最喜歡的是一些假設下的邏輯推演
這方面的論述很多，
我不是很喜歡，因為投資過程經驗當中
我知道這種論述的自由度非常大
以至於每一個結論都合理
例如認為台灣不應該激怒大陸
或者是台灣應該要伸張主權合縱連橫這些都有道理。
我最主要想看有強鄰在隔壁下的歷史現實。
先講結論，再提論述
我認為台灣其實有幾種選項
一個就是在前一陣子曾經流行過一陣子的芬蘭化
講的白話一點就是在沒被征服的狀況下，限縮自己的主權。
舉例來說像是現在蔡英文當選總統，中國不滿意
我們就要做一些調整，重選或者限縮蔡英文的權利
例如行政院長由中國指派
就是這樣的一個芬蘭化或香港化的過程
可以讓中國認為沒有侵略台灣的必要性。
但所有的歷史在應用的時候都需要注意到時空背景
基本上芬蘭的這個策略或政治選擇
之所以會被認為是成功的
是在短短可能50年的時間，蘇聯就垮台了
芬蘭又奪回了完整的主權。
但以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
要說中國目前政體要這麼快的倒台我覺得過於樂觀。
第二個則是戰略地位的不同，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美，蘇的冷戰對抗是主要的主軸
而實際上蘇聯所侵略的所有東歐土地，
幾乎都是在1940那陣子跟德國簽訂停戰所拿下的
另外一些是二戰打回德國順勢佔領的
所以戰後如果蘇聯侵略芬蘭等於是去挑動英美聯盟的神經
所以芬蘭侵略的成本可能高於蘇聯的利益
另外可能是非刻意的
芬蘭形成像是香港對中國一樣的地位
成為西方可以與蘇聯這個大國進行商業交往的一個門戶
而這樣的交往越多，芬蘭的安全就越高
而另一點是
俄國在1940年的冬季戰爭已經試過了攻打芬蘭
俄羅斯也是慘勝，他們付出的代價可能不少。
所以這邊我們分不清楚是芬蘭願意部分限縮主權，
以及進行軍事方面的合作來維持和平。
還是純粹美國，蘇聯的整體冷戰平衡，以至於芬蘭是和平的
這兩者應該有很大的關係。
換回來台灣，
我認為同樣的是在現今美國，中國對抗的主軸當中
進攻台灣或許會挑動美國神經。
但蘇聯並不主動將芬蘭視為國家的一部分
所以在芬蘭大方向是在中立的狀況，除非有特別的利益
理論上是不會被蘇聯攻打。
但中國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就算實際上沒有特別的利益，台灣還是有可能會被攻打
而台灣也沒有像是芬蘭一樣有這種作為西方，蘇聯交往的門戶
所以其實台灣要保持自己不被攻打，
比芬蘭要更困難
我們要犧牲的主權，其實要比芬蘭還要大
才能達到一樣的保持和平的效果。
而要大到什麼程度，一國兩制應該是基本的要達到的門檻。
第二個如果台灣沒被現在的中國政府實際攻打過
就沒有機會證明是不是難啃的骨頭
也就是冬季戰爭的存在實際上是芬蘭化策略的成功基石，
所以即使限縮台灣的主權，我覺得也不見得能把戰爭的可能大幅降低。
至於台灣的一大部分人直覺地認為
不激怒中國，中國就不會攻打我們
這個從歷史上就更加不現實，
像是荷蘭在二戰初期一直跟德國示好
想要保持中立，甚至有點幫助德國
但德國為了戰略需要要繞道荷蘭攻打法國
就順手把荷蘭佔領了，
所以戰不戰爭，跟示好的關係不大
那麼激怒呢?
激怒倒可能增加戰爭的機率
像是南北韓韓戰前，南北韓中間的衝突加大
但這種激怒是已經到小型交火的程度，
台灣與中國隔一個海峽，這種的衝突不太可能發生
但宣告獨立應該是一個很明顯的激怒
所以在外交上避免這一個最後步驟，我認為是合理的。
但譬如在國際場合上使用台灣這個字又屬於那個種類?
這就比較難以區分
因為激怒是很主觀的，而除非台灣一直限縮主權
過去我們是在名子上限縮，譬如中華台北
但只要我們不進一步限縮其他方面的主權，
中國要主觀的被激怒，就會被激怒
譬如我們成功的加入某個國際組織
或者以台灣的名義參加某些活動。
所以是應該避免激怒中國，但也不用太刻意去討好
因為就連限縮主權都沒有用了，何況是討好這樣的狀況
記得2004無法進去WHO的狀況嗎?
最後一個選項也是現在台灣的政策主軸
就依賴美國外援，
話說回來就以當初芬蘭的例子來講，最後英美聯軍並沒來救援
只不過現在中美的競爭是主軸
台灣相對來說是比較重要的，所以我們只能講美國會來救援的機率比較高。
第二個台灣也不能放棄軍備或國防，
不論是南韓，荷蘭，芬蘭的軍力都特別弱勢
可以說順手就滅掉了。
但一旦軍備比較相對比較強，被攻打的機率就比較低一些。
所以總結來說我們的選擇就可以是在和平時期先縮減主權
避免戰爭一定的可能性
但這個步驟會使美國救援的可能性降為零。
第二個選擇就是現狀
因為這些都是機率，無法事前精確預測
自然也沒辦法說哪個比較好。
但有些人的前提就是最大避免戰爭
我也認可這樣的前提條件，因為只要隨手去翻任何戰爭
平民幾乎都會很慘。
所以他們認為縮減主權就縮減主權，更不用提一些更不嚴重的狀況
但同樣這個前提並沒法完全避免戰爭發生
所以這個選項也無法滿足這個前提。
然後他又會照成我們的現狀下，沒有被攻打的情況下就要限縮主權
也不能說不合理，但不是多數人會做的選擇。
所以可以理解為何這並非主流的民意。
第二個就是提高自己的準備，然後期待美國可能會為了他的利益來救援
但她不會為了台灣自己的利益來救援這一點也是要看清楚的。
而即使以最大程度降低戰爭的機率來說
限縮主權也不見得比自立加上美國結盟好
主要是因為限縮主權就會隔絕美國來台援助的可能性
很難說兩個誰的效果比較好
美國不是百分之百可靠，但中國更不是個可靠的對象
而台灣身為在重要戰略地位中的小國
其實天生就是不太幸運的事。

什麼是真正的堅強

最近因為一些事，我在想這個問題，

我會覺得真正的堅強是不受外界的影響。

不只是事情，而且更是對他人。

我覺得這是我對堅強的最好定義。

但重點來了，這樣不就是自私自利，我行我素的人。

某個角度來說，這確實沒錯，我行我素的人更是堅強。

但界限在那裡?所以佛教引入了一個概念叫做慈悲，就是像媽媽對小孩的痛苦感同身受一樣，我們會感受到他人的苦痛，因此我行我素就有了界限。

慈悲這個概念非常非常實用，是因為他還可以做用在自己身上，因為慈悲，所以可以接受完整真實的自己，勇於做自己接受自己也是一種堅強。

所以一種決然獨立的概念與慈悲形成一種完美的正向循環，也是我心中最堅強的模樣。

精神病殺警案的經濟分析

這件事近期很受觀注，相關的議論也很多。

然而跟大多事情一樣，不是從情感上代位出發，就是從道德出發，就是從法理出發，這些分析有他們的價值，但經濟分析相對客觀，可討論與操作性都比較強，我更偏好這樣的分析方式，也借此拋磚引玉。

法律處罰對社會的一個效果主要在事前阻止犯罪，

這是為什麼法理上這種無法辨識犯案後的後果不罰的理論原則。

但不只是這樣，藉由關押，或死刑也是去隔離犯罪者，讓他們不會再傷害社會，

所以對社會來說這邊等於要衡量剝奪個人自由的成本，以及對於社會成本中間的權衡。

中間有一個重點是犯案後的犯案率，以李偉如的論文對所有包含竊盜的再犯率是11%，

我找不到其他資料，就用這個來代替這個經神病幻再殺人的機率是。

所以問題在經濟分析上就變成問把這個病人關起來幾年的成本是否小於未來10%的未來再犯成本。

如果這是一個單純的數學問題，然後假設人命的成本至少等於關押至死的成本，那麼以這個角度來說，以70年壽命來看，關個7年以上都不會太過。

但更重要的是坐完牢，也做了該做的治療，

再犯的機率會降低嗎？

我認為要分兩個狀況看，若是病沒好，

我認為再犯機率一樣高，

這可能也是現行法條以治療而非懲罰為主的來由。

但在上述同一篇論文裡，精神病人在治療中再犯的機率有5成，畢竟不是關起來，不能真正限制行動。

所以我認為現行以治療為主的法律是不足夠的

沒有考慮到隔絕病人再犯的正面意義。

所以我認為以7年的坐牢與治療為基礎，

然後醫生判斷是否以痊癒或者

再犯率顯著降低，不然就再關，每年評估，

我認為是更好的作法.

不過只要牽扯到機率事實上問題就會變成很複雜。

因為換個角度也有高達九成這樣大宗的機率，

這個精神病人不會再犯，那

麼在這個未來在一段時間治療後放出來似乎是正確的，何況法律的原則就是無罪推定，不然就會像關鍵報告那樣。

但在那個11%的不小機率的未來，那個被殺死的另個人的生命與家屬又如何?

我們發現這還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

而重點就在機率兩字，

到最後還是要照直覺與情感回答，例如要不要動一個有10%死亡率的手術，

但至少我們有一個相對客觀有邏輯的方式來分析這個問題。

並且把這個問題簡化到最後一步類似上述動手術的案例的呈現，這樣應該可以形成更容易，且合理的共識。

以我自己，雖然也是一種直覺，情感，經驗上的回答，我不會接受3%以上的風險，

所以並非要懲罰誰，而是他帶給社會太高的風險

正如我們對歸國人士進行隔離，並非懲罰。

也就是除非這個精神病人的狀況好轉，而致使再犯案率夠低，才是我能接受的成本。